学进去

材料一   在1911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国的影响。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情绪自从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地增长，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了，而在1905年以后达到了发狂的程度。          

材料二   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做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

材料四   杜维明：“五四”知识精英对儒学的创造转化有极大贡献。但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全盘否定，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儒家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当时的精英认为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识人也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肯定仁、义、礼、智、信，我赞同，但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

——摘编自《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杜维明VS袁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