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最美人瑞这样走来

①早在做同事之前，在东四头条的社科院宿舍大院，我和杨绛先生就做过邻居，于是比起别人，我便多了一些熟悉与就近景仰的机会。按“翰林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成文的规矩，对于她这样的旧时代过来的海归大家，作为小字辈的我，要按其本名，尊称她“季康先生”。

②初见时，季康先生年过半百。精瘦娇小，举止文静轻柔，但整个人极有精神，特别是两道遒劲高挑而又急骤下折的弯眉，显示出一种坚毅刚强的性格。和其夫君钟书先生的不拘小节、有时穿着背心短裤就见客不同，她的衣着从来都整齐利索，即使在家不经意碰见来访者敲门的时候。至于冬天，季康先生常披一件裘皮大衣，很是高雅气派。她始终保持着西洋妇女那种特定的“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习惯。每次在公共场合露面，都对面部做了不同程度的上妆，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是极罕见的。不过，季康先生的妆容几乎不着痕迹，似有似无。

③在公众场合，季康先生从来都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在学习会以及其他重要的场合中，季康先生极少发言、表态，实在不得不讲几句的时候，她总是把自己的语言压缩到最少。多年后看到她以“点烦”原则（即把用词精简到不可能再精简的程度）翻译《堂吉诃德》，才发现，这不仅是真正发自内心地尊重人，而且真正做到了会尊重人。

④在我见到的大家名流中，钱、杨二位先生要算是最为平实，甚至最为谦逊的两位。季康先生虽然有时穿得雍容华贵，神情态度却平和得像邻里阿姨。

⑤但这个看似低调谦恭的阿姨，也有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时候，且这个时候出现得无比不合时宜。“文革”之初，他们被造反派揪出来，挂了牌子押上批斗会。可杨季康对“天兵天将”的推推搡搡公然进行了反抗，而且怒目而视。要知道，不少老战士都没有一个敢于如此维护自己被践踏了的尊严。

⑥“文革”后期，钱、杨二位先生尚未获得平反，有家回不了，四处流转。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也在苦等“落实政策”，精神备受煎熬。同是天涯沦落人，处境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但对于这群甚至未能为他们说句公道话的晚辈，他们以极高的涵养、含蓄内敛且从不显于言辞的方式予以理解、宽容和无私帮助。

⑦有一次，我家因额外开支经济上一时告急，杨先生得知后主动支援了我们几百元钱。后来有一天，她的助手递给我一个小纸包，里面有二十元人民币，“这是先生要我交给你们的，补贴你们的家用，要你们收下，什么道谢的话都不要讲。”先生雪中送炭，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没有想到，到了第二个月，又有一个小纸包。然后，第三个月，第四个月……

⑧后来我还获知，研究所里每月不落地从先生那里得到接济的竟有十多个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也就是说，两位先生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接济施舍了，且持续了好几年。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却能如此悲悯，如此退让，如此宽厚慈祥，如此菩萨心肠，这是我在“翰林院”所见到的唯一一例。

⑨先生施恩于后辈，大部分无法用金钱计算。20世纪80年代初，我访法归来写的两本书准备出版，因考虑到之前有前辈权威的横眉冷对，我特地在前言中恭敬写明“抛砖引玉”。当然，敬赠给钱、杨二位先生，抱的心态自然不同。很快，杨先生回信了，还是一贯的低调谦恭与幽默：“假如你抛出一块小砖，肯定会引来大堆的砖头瓦片，但是珠玉在前，砖就不敢出来了……天气酷热，希望你和朱虹同志都多多保重……杨绛八月十三日钟书同候。”

⑩先生过百岁大寿时，深知先生君子之道的我，自然不敢上门叨扰。当电话里听到老太太爽朗清晰的声音时，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依然如喝了冰水那样舒心畅快——只是多少也有几分伤感，因为再不可能有“钟书同候了”。

（选自《最爱北京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