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城市特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接管各大城市后，中国共产党废除了保甲制度。参照乡村经验，不少城市建立了市、区、街三级行政管理体制，街政府成为最基层的行政机构。这种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导致政出多门，效率低下，无法适应城市“集中”的特点。不久，街政府被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进一步探索城市基层管理模式。1954年，国家颁布条例，规定在城市基层设立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自治性组织居民委员会，正式确立街居体制。通过街居体制，无单位、无组织的群众被全部纳入政府管理范围。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发生很大变化。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扩大了居委会职能，居委会可根据需要自行设立各种工作委员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及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式管理”成为城市管理新的模式。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走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

——以上材料摘编自朱汉国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史》等

材料一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近出现的事物。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就处于不断扩张之中。从19世纪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如表4所示）。现有研究表明，1870到1914年间经济全球化达到一个小高潮。

               世界贸易指数和贸易总额

——摘编自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等

材料二   

——摘编自斯蒂芬·布劳德伯利等编著《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

材料   汉初郡国并行，诸侯王国地位在中央政府管辖的郡之上。随着诸侯王势力膨胀，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时，采纳晁错强硬削藩的建议，先后以各种罪名削去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并下诏削夺吴王刘濞的会稽、豫章郡，结果引发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叛乱后，景帝吸取汉初王国制度的教训，趁机采取了一系列控制诸侯王国势力的变革措施。首先，确立以郡为国的原则，新建王国不再跨郡，远不如旧王国强大。后来，景帝又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免除诸侯王的行政权力；“天子为置吏”，彻底堵住各诸侯王从前通过任用官吏培植私党的途径；同时削减王国官吏，使他们的规模、仪制无法与朝廷抗衡。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

——改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   1956年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加剧了阿拉伯各国与以色列的冲突与矛盾。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发动军事进攻，数天之内便占领加沙地带和整个西奈半岛，并攻入苏伊士运河区，后来双方在联合国调停下停火，这场战争仅6天即告结束，史称“六日战争”。战争使以色列控制面积增加到原来的4倍。战争发生后，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以及美国政府的援助大量涌入以色列。这使以色列犹太人原有的忧患意识明显消退，许多人追逐物质享受，不愿再从事艰苦的生产劳动。战争的残酷性也使一些人转向宗教，宗教领袖与宗教政党在世俗犹太人中的影响明显增加。与此同时，一般民众的鹰派倾向不断加强，以色列政府在处理阿以关系问题上的态度也日趋强硬。

——摘编自张倩红、宋静静《“六日战争”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

材料   1921年7月，13名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

下表为中共“一大”部分代表基本情况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等编制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