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一卷
1. 司马迁著《史记》时,文献关于黄帝的记述内容不一甚至荒诞,有人据以否定黄帝的真实性。司马迁游历各地,常常遇到人们传颂黄帝的事迹。有鉴于此,他从文献中“择其言尤雅者”编成黄帝的事迹列于本纪之首。这一撰述过程表明( )
A.《史记》关于黄帝的记录准确可信 |
B.传说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历史真实 |
C.历史文献记录应当与口头传说相印证 |
D.最完整的历史文本记录的历史最真实 |
2.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权弱化 | B.流民问题严重 | C.土地兼并缓和 | D.自耕小农衰退 |
3.明朝有人描述在广东大庾岭所见:“盖北货过南者,悉皆金帛轻细之物;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过南者月无百驮,过北者日有数千。”这表明当时( )
A.岭南经济发展程度高于北方 | B.岭南是商人活动的主要地区 |
C.以物易物是商贸的主要方式 | D.区域差异造成长途贸易兴盛 |
4.清代有学者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这表明( )
A.小说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传播载体 | B.小说的兴起冲击了封建等级观念 |
C.市民阶层扩大推动世俗文化发展 | D.世俗文化整合了社会的价值观念 |
5.“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京剧艺术中人物的脸谱( )
A.真实再现了客观历史 | B.固化了大众的历史认知 |
C.正确评断了历史人物。 | D.提升了历史人物的价值 |
6.1877年,清政府采纳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建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此后,又在美国旧金山、日本横滨、神户、大阪及南洋华侨聚居的商埠设立了领事馆,这反映了清政府( )
A.力图摆脱不平等条约的约束 | B.外交上开始出现制度性变化 |
C.逐步向近代外交转变 | D.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
7.抗日战争期间,湖北省政府曾发布《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在农村推行“减租”为内容的土地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的肯定。这表明当时国民党中央( )
A.放弃了对农村原有土地制度的保护 | B.阻止地方政府进行土地政策的调整 |
C.无力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 | D.无意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 |
8.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高校遵照中央政府要求开设公共必修课,恩格斯所著《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成为指定教科书,文化部还举办了以“从猿到人”等为宣传主题的大型科学知识展览会。其主要目的是( )
A.构建与国家政权相话应的意识形态 | B.确定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
C.用科学文化知识破除封建迷信思想 | D.探索引导宣传舆论工作的全新形式 |
9.公元前340年,雅典一下层女子因亵渎神灵被控犯罪,按法律当处死。辩护人用动情的言辞质问:“难道你们忍心让这位阿芙罗狄特(古希腊美丽女神)的弟子香消玉殒吗?”这打动了陪审团,经投票,陪审法庭判其无罪,这反映出在古代雅典( )
A.民主原则贯穿司法过程 | B.妇女享有广泛政治权利 |
C.法律注重保护平民权益 | D.司法审判缺乏严格程序 |
10.华盛顿在1787年3月至麦迪逊的信中说:“凡是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不会否认对现行制度进行彻底变革是必需的。我迫切希望这一问题能在全体会议上加以讨论。”这里所说的“彻底变革”是指( )
A.革除联邦体制的弊端 | B.建立三权分立的共和体制 |
C.废除君主立宪制 | D.改变松散的邦联体制 |
11.19世纪晚期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突飞猛进与政治民主发展滞后形成巨大反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
A.皇权与贵族结盟掌握政权 | B.国家分裂阻碍政治民主化 |
C.经济发展消解政治改革诉求 | D.对外战争影响国内民主进程 |
12.1931年,斯大林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段距离。”这一思想( )
A.完全符合当时的苏联国情 | B.推动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 |
C.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致 | D.延续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 |
1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不少学者对爱因斯坦的学说持怀疑态度。1919年,英国科学家爱丁顿对日全食的观测结果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引起巨大轰动,世界范国的爱因斯坦热接踵而至。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先后邀请他前往讲学。在中国,梁启超发起成立的讲学社拟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亦发出遨请,并得到其本人应允。虽然爱因斯坦因故未能成行,但相对论却在中国广泛传播,从1917年到1923年,各种报刊登载相对论的论著、译文、通讯、报告和文献不下百篇,出版译著15种左右。
——摘编自阿尔布雷希特·弗尔辛《爱因斯坦传》等
材料二 爱因斯坦热在中国方兴未艾之际,正是国内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论战正酣之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前者以道德文明为核心,后者以科学精神为核心。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一年多,1920年回国后写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孔子、老子、墨子)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摘编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爱因斯坦热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并予以评析。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不少学者对爱因斯坦的学说持怀疑态度。1919年,英国科学家爱丁顿对日全食的观测结果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引起巨大轰动,世界范国的爱因斯坦热接踵而至。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先后邀请他前往讲学。在中国,梁启超发起成立的讲学社拟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亦发出遨请,并得到其本人应允。虽然爱因斯坦因故未能成行,但相对论却在中国广泛传播,从1917年到1923年,各种报刊登载相对论的论著、译文、通讯、报告和文献不下百篇,出版译著15种左右。
——摘编自阿尔布雷希特·弗尔辛《爱因斯坦传》等
材料二 爱因斯坦热在中国方兴未艾之际,正是国内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论战正酣之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前者以道德文明为核心,后者以科学精神为核心。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一年多,1920年回国后写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孔子、老子、墨子)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摘编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爱因斯坦热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并予以评析。
1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图1太和殿,清朝皇帝治国理政的场所
图2白金汉宫(左)和唐宁街10号(右),
自18世纪中期至今分别为英国王宫和首相官邸
提取材料中的信息,结合所学知识,从建筑与政治关系的角度进行中英比较。
材料
图1太和殿,清朝皇帝治国理政的场所
图2白金汉宫(左)和唐宁街10号(右),
自18世纪中期至今分别为英国王宫和首相官邸
提取材料中的信息,结合所学知识,从建筑与政治关系的角度进行中英比较。
15.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税法与唐前期的赋役制度相比有哪些积极作用。
材料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税法与唐前期的赋役制度相比有哪些积极作用。
16.(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材料: 县设六十议员,是谓县议员;府设六十议员,是谓府议员;省设六十议员,是谓省议员。县议员于秀才中选择其人,公举者平民主之……府议员于举人中选择其人,公举者秀才主之……省议员于进士中选择其人,公举者举人主之……公举法:凡男子二十岁以上,除喑哑盲聋以及残疾者外,其人能读书明理者,则予以公举之权……兴革之事,官有所欲为,则谋之于议员,议员有所欲为,亦谋之于官,皆以叙议之法为之,官与议员意合,然后定其从违也。从违既定,乃由县详府;府议员意合,则由府详省;省议员意合,则详于君;君意合,则书名颁行;意不合,则令其再议。若事有不能衷于一是者,则视议员中可之者否之者之人数多寡,而以人多者为是,所谓从众也。推之,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出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议先询诸庶民,是真为政者矣。
——何启、胡启垣:《新政论议》(1895年)
(1)概括指出材料中民主设计方案的主要原则。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该方案在中国近代民主进程中的意义。
材料: 县设六十议员,是谓县议员;府设六十议员,是谓府议员;省设六十议员,是谓省议员。县议员于秀才中选择其人,公举者平民主之……府议员于举人中选择其人,公举者秀才主之……省议员于进士中选择其人,公举者举人主之……公举法:凡男子二十岁以上,除喑哑盲聋以及残疾者外,其人能读书明理者,则予以公举之权……兴革之事,官有所欲为,则谋之于议员,议员有所欲为,亦谋之于官,皆以叙议之法为之,官与议员意合,然后定其从违也。从违既定,乃由县详府;府议员意合,则由府详省;省议员意合,则详于君;君意合,则书名颁行;意不合,则令其再议。若事有不能衷于一是者,则视议员中可之者否之者之人数多寡,而以人多者为是,所谓从众也。推之,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出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议先询诸庶民,是真为政者矣。
——何启、胡启垣:《新政论议》(1895年)
(1)概括指出材料中民主设计方案的主要原则。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该方案在中国近代民主进程中的意义。
17.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惩处的战争责任对象有何不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纽伦堡原则》的意义。
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法西斯盟国组成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和日本东京分别对战犯进行了审判。该审判原则于1946年12月11日经联合国大会通过,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据此制定了《纽伦堡原则》,其内容有: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因而应受惩罚。违反国际法应受处罚的罪行是:(一)反和平罪:计划、准备、发起或进行侵略战争或破坏国际条约、协定或承诺的战争;(二)战争犯罪:违反战争法规或习惯,出于某种目的或在占领区内,实施包括但不限于谋杀、虐待或奴役平民居民,谋杀、虐待战俘;(三)反人道罪:对任何平民居民进行谋杀、生物实验、放逐和其他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种族、宗教背景的迫害,而此类行为已实施或此类迫害已执行或此类行为与任何反和平罪或任何战争犯罪相关联。
——摘编自何勤华《纽伦堡审判》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惩处的战争责任对象有何不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纽伦堡原则》的意义。
18.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功臣配享制度,即一个皇帝逝去后,要在已故臣僚中选取功勋卓著的大臣陪祀其庙庭,功臣配享皇帝,是朝廷对该大臣的最高评价。北宋神宗时,王安石“变风俗,立法度”,主导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哲宗绍圣初年,诏“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庙庭”。南宋建炎处,有人提出“自绍圣以来,学术政事败坏残酷,致祸社稷,其源实出于安石”。于是,“罢安石陪神宗庙庭”。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宋史》记熙丰(宋神宗年号熙宁、元丰)事实者,成于南渡以后史官之手,而元人因而袭之,皆反对党之言,不可征信。今于其污蔑荆公(王安石)处,……详辩之……荆公不仅为中国大政治家,亦为中国大文学家。
——摘自梁启超《王荆公》(1908年)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两宋对王安石的评价及其主要理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重新评价王安石的目的及采用的方法。
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功臣配享制度,即一个皇帝逝去后,要在已故臣僚中选取功勋卓著的大臣陪祀其庙庭,功臣配享皇帝,是朝廷对该大臣的最高评价。北宋神宗时,王安石“变风俗,立法度”,主导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哲宗绍圣初年,诏“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庙庭”。南宋建炎处,有人提出“自绍圣以来,学术政事败坏残酷,致祸社稷,其源实出于安石”。于是,“罢安石陪神宗庙庭”。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宋史》记熙丰(宋神宗年号熙宁、元丰)事实者,成于南渡以后史官之手,而元人因而袭之,皆反对党之言,不可征信。今于其污蔑荆公(王安石)处,……详辩之……荆公不仅为中国大政治家,亦为中国大文学家。
——摘自梁启超《王荆公》(1908年)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两宋对王安石的评价及其主要理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重新评价王安石的目的及采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