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正值鲁迅先生在北大任教,有幸得到他亲自教诲,他讲授的《苦闷的象征》等课程,使我受到很大教育。他提出“艺术的出路是为大众服务;创作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作品的使命就是要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唤起读者的爱国( )。正是鲁迅先生拨亮我心中的向上火花,也正是鲁迅先生激发我写诗撰文,抨击时弊。那时先生上课,穿蓝色布衫,留很长的头发,还将铅笔夹在右耳上。开始我对先生耳上夹铅笔有些不解,恰有一次课后同行,至景山拐角,我见铅笔仍在先生耳和长发间夹着,便问他耳朵上老夹着铅笔干什么?他说:“我是改讲义上字用的。讲义印得仓促,错字很多,随时发现随时作个记号,将来好统一改正,免得误了学生。”先生在北京大学教书,经常早来晚走,来有及回家吃饭,就在红楼前的小饭摊上随便吃一点。一次,下课后我和先生路过小饭摊,他问我回家吃饭,还是在小摊上吃一点。我说:“随便。”他说:“那好,咱们就吃这荞麦条子吧!皇帝老儿未必享受过这么美味的佳肴。”这种小饭摊多卖玉米窝头,荞麦烙烙之类,来用餐的也都是些人力车夫,卖报童叟。饭摊上只有一个条案,全无桌椅可用,端上一大碗荞麦面很是显眼,鲁迅先生却十分泰然,津津有味地吃着,还不时向周围的人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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