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会意了，接着说：“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十六年前的回忆

①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②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③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④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⑤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⑥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⑦局势越来越严峻，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足迹

拐过那道挂满冰柱的断崖，大雪山的山顶就在眼前了。

就在这时候，山背后突然腾起了一片雪雾，冷风推送着一大片浓黑的乌云，疾速飞来，遮得天昏地暗；接着，风吹起的积雪，夹着天上飘来的大片雪花，劈头盖脸地落下来。

指导员曾昭良望着这突如其来的大风雪，忧心地摇了摇头。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把搀在病号腋窝里的那只手攥紧了，又吃力地向前走去。

他是在部队行进到山腰，就要进入积雪区的时候被指定参加团的收容队的。一路走着，他收容了三批因病掉队的同志，组织好人力，把他们送向前去。他本来可以走快些，赶上本队。可是，就在半个小时以前，他遇上了这个病倒在路旁的同志。搀着一个同志走，就慢了，最终没能赶到起风之前翻过山去。

路，越来越难走了。风吹起的积雪，夹着大片雪花，劈头盖脸地落下来。指导员曾昭良觉得脑袋仿佛胀大了几倍，眼前迸散起一串串金星，两腿好像被积雪吸住了，足有千斤重，每挪动一步都要积攒浑身的力气。特别难耐的是胸口，好像猛地塞进了大团棉花，透不出气来，心跳得“砰砰”响，似乎一张口那颗热乎乎的心就会一下子从口里跳出来。这时候，要是能够坐下来歇歇，该有多好啊！可是不行，还在接受收容任务的时候，他就听说过，山顶上空气稀薄，在身体衰弱又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只要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被搀扶着的病号倚在曾昭良的肩膀上，喘了几口粗气，仰起脸，乞求道：“同志……把……把我扔下……你……”

“瞎说！”曾昭良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像是为了回答，他加快了脚步。

“力量……”走了一阵，那个同志又说话了，“这会儿，要是有人能，能把力量这种东西，给，给我们，哪怕给上一点点……”

曾昭良咧开干裂的嘴唇笑了笑。这同志说的，和他这会儿想的，竟然一模一样。

可是，这种事，在心窝里想想也就罢了；要不，也只有神话里才会有。现在，在这鸟兽都绝迹的茫茫雪山上，在人们最后一丝丝力量都快用完了的时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他把口气放软了些：“别说傻话啦，同志，把剩下的力气省着点，我们能爬上去！”

一步，两步……尽管走得很慢，雪路却终于一尺一尺地移到身后去了。约莫经过了一个小时的奋斗，他们终于走完了这段艰难的路。

“咔嚓——呼”，一声尖响，一阵冷风骤雨，沉闷拥挤的车厢里激起一片惊呼。原来，后车厢前排那块有裂纹的窗玻璃，在公共汽车急转弯中被震飞了小半块，幸好没伤人。

一阵忙乱之后，就听见乘客中有人说：“大清早就触霉头！”“现在乘车啊，真是……”

后门那位理着童花式短发的年轻女售票员红着脸，一声不吭的站起来，走到玻璃窗前。座位上一对盲人夫妇手握着手，默默坐着，雨水已打湿了他们的脸和前襟。姑娘的脸更红了，忙撑开手中的花折伞，堵住洞口。

车厢里一下子静了，大家的目光柔和下来。

“对不起，师傅们，这块玻璃应该换了。怪我们……”“姑娘柔气轻声地刚说了一半，一阵狂风把她娇小的身子刮退半步，话也咽了进去。这时，一只大手抓住伞柄，助她往前一顶。只听“咝——”，伞面被尖利的破璃撕开一道口子，伞骨也断了一根，但洞口又封住了。“唷——”在乘客的惋惜声中，姑娘却朝着身边这位四十多岁、面带歉意的大汉感激的笑了，笑得弯了眉毛。

“你去吧，我来！”大汉胸前红字告诉人们，他是一位钢铁工人。他的声音也像金属撞击一样铿锵有力。

姑娘又去忙着招呼售票，只是声音更甜更亮。

“玻璃窗修好了？”盲人夫妇问。

“雨停了。”大汉回答。

“那就好。”

乘客们都善意的笑了，车厢里显得格外温暖。

公共汽车又驶过两站。大汉身边一位正在背外语的小伙子突然伸出手说：“你该下车了，交给我吧！”“你怎么知道？”“咱们都是老乘客了。”“那，哈哈……”

又过了两站，小伙子也要下车了，一位女同志刚想接过来，可是伞柄却被一个面皮白白的学生急忙抢了过去。周围的人又笑了。

一站又一站，一人又一人。伞柄被众人握得暖烘烘的。这暖意不断传给后来者，也传给了车厢里的每一个人。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       ）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       ）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       ）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        ）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十六年前的回忆（节选）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十六年前的回忆（节选）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