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越来越严峻，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儿童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儿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1．父亲为什么不离开？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啃手里的窝窝头，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1．我们家遭遇了什么？“不要放走一个！”窗外响起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简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1．这里面有多少制服？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去。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里。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惧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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